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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問題淺析
我要投稿 論文查重 時間:2018-05-07 來源:現代經濟信息
摘  要:資產證券化自70年代在美國誕生以來,逐漸嶄露頭角,作為金融創新工具,尚存法律問題值得淺析。本文擬就資產證券化的概念和交易結構入手,對該問題的域外和我國現狀進行分析,及對我國法制環境和完善作出提議。
關 鍵 詞:資產證券化 法律制度 完善
作  者: 吳蕊
單  位: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正  文:

資產證券化是指以資產所產生的現金流為支撐,在資本市場發行證券進行融資,對資產的收益和風險進行分離與重組的過程。系發起人將缺乏流動性但在未來能產生可預見現金流的資產組合轉讓給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由SPV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分離重組資產的收益和風險并增加資產的信用,由此作為支撐,轉化成由資產產生的現金流擔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證券,銷售給金融市場上投資者的過程。
一、域外資產證券化的法律現狀
英國為歐洲抵押證券市場最大的國家。美國是資產證券化最先出現和最發達的國家。亞洲國家中,住房抵押貸款是最早進行證券化的資產,香港的資產證券化誕生于1994年,在1995年9月后市場陷入沉寂。然而,199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促使其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二、我國資產證券化的法律現狀
1、設立SPV的法律環境
我國《銀行法》明確禁止銀行進行非銀行業務,因此不允許原始權益人(辦理抵押貸款的商業銀行)設立子公司的形式作為SPV機構設置。我國可采用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將SPV定義為有限責任公司,在其業務范疇內進行特殊目的載體的業務,連接起原始權益人和市場上投資者,將金錢債券轉化為證券形式來進行融資。另外,我國內陸法也可借鑒香港按揭證券公司的模式,設立國有獨資公司作為SPV。
2、信用增級與證券資信評級的法律環境
在SPV轉債權為證券進而出售給市場上一般投資者的過程中,資信評估機構、擔保機構、投資銀行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我國,專門的金融擔保機構剛剛出現,且因此限制了政府對資產的擔保,從而影響了目標資產的信用增級程度。
三、資產證券化的制度缺陷及完善建議
1、新型證券化工具欠缺法律規制
    在我國還沒有針對性的法律存在對其加以規制,在操作層面主要采用規制類似機制的法律,但因資產證券化獨有的機構設置和運作模式的存在,現有法律并不能十分適應,且伴隨著產生的問題也無法通過現有法律進行解決。另外,SPV機構的法律定性在我國也不同于其他國家,對其行為模式并無詳盡規定。
2、信托模式的資產證券化業務面臨法律沖突
由于我國不承認SPV的公司地位,在實踐中大多采用信托模式。但是,我國《信托法》規定,受托人即信托公司只是獲得了資產的處分權和管理權,并未獲得其所有權,更談不上實質所有權,不符合資產證券化中真實銷售和破產隔離的要求。以住房抵押貸款為例,銀行即特殊目的載體利用金融杠桿在相同債權資本的條件下,創造出更大的收益,不用等債務人的清償或債權的實現即可提供新的貸款,此時,銀行對作為資產的債權是擁有完全實質意義上的所有權的,這是對特殊目的載體的基本要求。
3、資產證券化交易在司法上存在不確定性
    一般被定性為融資行為或債權買賣行為,體現為銀行或企業對其所擁有的債權通過金融方式轉變后,增加資產信用及證券評級,從而增加資本價值。但是,這僅僅是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現存發展狀況,以融資和債權買賣來圈定法律的適用范圍或許尚不足夠。另外,原始權益人和特殊目的載體的主體僅限于金融機構,若是開放給普通消費者,雙方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不公平境地也需要法律進行司法矯正。
因此,在進一步明確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法律定性的同時,可制定《資產證券化暫行條例》,著重對基礎資產范圍、SPV的設立及其經營活動、信用增級方式、抵押支撐證券的評級、發行程序等方面進行規制。其次,為了避免法律規避行為,我國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在設立SPV時,應盡快明確其主體性質,不應是附屬于發起人的子公司,也不應是用于特殊目的的空殼公司,其他國家實踐中用制定特別法的方式解決此問題,我國至少應確認其法人實體地位。最后,目標資產在特殊目的載體完成金融轉換之后,應屬于破產隔離,因此,避免發起人和特殊目的載體的合體,著重于其資產分離,才是實現資產證券化中SPV的機構設置基礎。
四、總結
資產證券化機制的設計精妙之處就在于SPV的設立,將原始權益人的固定資產轉變為流動性較強的資產,增加資產量的同時,向資本市場注入新形式的資產,帶動資本交易的多樣性,最終活躍了資本市場。但SPV本身存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視,人為設置一個司法上具有不確定性的機構進行創新交易,其與發起人在現實中難以區分,發生“實體合并”,SPV被認為是發起人的工具甚至附屬物,已經證券化的資產仍然是屬于發起人財產的一部分。另外,SPV在進行信用增級的過程中,使其準備發行的證券獲得更高的資信評級,從而有利于降低籌資成本,吸引投資者,大大便利了無政府背景的金融機構參與進來。最后,在風險控制方面,SPV與其自身引起的破產風險和其他相關主體的破產風險相隔離,除了保證特殊目的載體的專用性即不能從事除了資產證券化外其他的業務之外,還應考慮原始權益人的破產風險,目標資產與原始權益人的原有資產相隔離,達成真實銷售與擔保融資的實現。
因此,資產證券化的構想的確有利于資本增加和市場發展,其具體操作過程和法律定性及規制上仍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在理論和實踐中均加以完善,才能真正發揮出其功效與職能。
參考文獻:
【1】李曉安:《資產證券化與法律監管》,《法學論壇》,“法律適用”板塊,2015年第四期
【2】李尚公(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尚公律師事務所主任);沈春暉(北京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問題分析》,
【3】張紅艷:《國外證券化的發展情況及對我國的啟示》,10.16834/j.cnki.issn1009-5292.2007.06.030
【4】張兵:《從國外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談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推行》,《現代經濟探討》,2000年第8期
【5】秦亞東:《論我國資產證券化的法律風險---從美國次貸危機談起》,《當代法學》,第2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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